2021年的夏天对于大学生何栗而言有些手忙脚乱。

　　她的精力不得不被拆成三份，一份用来穿过北京海淀区后厂村路汹涌的人潮，完成在某互联网大厂的暑期实习;一份用来闪回广州的校园，在时间截止之前交出毕业论文的开题报告;剩下的一份则要用来准备简历，做完无穷无尽的秋招笔试题。

　　现在做的这份暑期实习拿不到转正名额，早在实习进行到一个月时，何栗就接收到了上司的暗示。所以现在，秋招是她眼中的“孤注一掷”。

　　结束工作后，何栗需要步行到离公司最近的地铁站，搭四十分钟地铁回到住处，再开始改简历或是做笔试。

　　不用担心夜路危险，后厂村路一到晚上，最不缺的就是刚下班的人。

　　在一个盛产互联网人的专业就读，何栗也听师兄师姐说起被毁约的事情，但眼下她还顾不上这些。在众多校招生里杀出重围，收割尽可能多的offer再慢慢挑选，才是她不得不走的道路。

　　当被问到如果被公司毁约怎么办，何栗显得有些迟疑。“要是到明年我入职的时候，这个部门不幸被全部裁员了，那我也没办法，只能哑巴吃黄连，自己慢慢找。如果是非常规毁约，我可能会直接对线。”听起来，秋招是件需要运气的事情。

　　运气不好的人很多，在何栗楼上办公的陈吨吨就是其中之一。外人眼里的她，一毕业就入职互联网大厂，在喜欢的岗位发光发热。只有她自己知道，费尽力气拿到一个满意的offer，再被这家公司放弃掉，是种怎样的体验。

　　被放弃的那一个

　　互联网企业的秋天，可能是从立秋开始算起的。虽然名叫秋招，但抢夺人才的大战，早在最炎热的八月就已打响第一枪。为抢在竞争对手前开始招聘，各类提前批、专场宣讲层出不穷，疫情前的秋招季，重点高校的小礼堂几乎会提前一个月被各大公司定空。

　　这样的架势，让尚在象牙塔里的学生产生一种错觉：“我对公司很重要。”

　　说重要也是真的，花钱招人，公司都希望招到更好的。当人才无法用统一标准衡量时，一些公司会把标准简化为应聘者的学历。例如在美团，清华北大毕业的校招生来应聘，不会占用校招名额指标。华为则有自己的目标院校列表，大部分为985、211高校，双非院校中只有杭州电子科技大学、南京邮电大学和重庆邮电大学入选。

　　但“我很重要”的错觉很快就会消失。即便满足严苛的背景要求，过五关斩六将地通过面试，也随时可能会被放弃。

　　从面试通过到正式入职，中间隔着若干个环节。Offer call、录用意向书、两方协议、三方协议、劳动合同，顺利走完这一趟，大厂的大门才会彻底敞开。对于校招生而言，公司每年的政策和筛选规则并不透明，在每个环节中，他们只能祈祷自己不要成为“被放弃的那一个”。

　　校招生的圈子里也因此产生了很多黑话。

　　华为每年面试通过的候选人数量高于最终录取数量，在收到面试通过的短信后，需要等待录用通知，这段时间被称作“泡池子”。一位曾经参加华为校招的毕业生称：“池子里的人都有排序，前面的人要是拒绝了，后面的人就能递补上。”

　　于是“在池子里泡着呢”成为这群候选人心照不宣的状态，与之相对应的另一句黑话是“被捞”。百度、腾讯、阿里等大厂都有单面轮次，由业务部门从HR初筛通过的简历里挑选合适的候选人进行面试。一旦收到单独面试通知，意味着从候选池里“被捞”了，可以获得一个宝贵的面试机会。

　　腾讯的校招面试可以通过公众号查询实时状态，绿色标志着还在流程中，而灰色则意味着流程终止。在校招生聚集的论坛上，“还绿着”和“灰掉了”也成为是否通过腾讯面试的黑话。

　　2020年，陈吨吨在这样的“厮杀”中度过整个夏天和秋天，秋招结束的时候，她拿到了几乎所有互联网一线大厂的offer。

　　在综合考虑了发展前景、个人兴趣和薪资待遇后，陈吨吨选择了近几年风头正劲的一家头部互联网公司。再三思量优中选优的决定，却成为了她之后半年噩梦的开始。

　　拿到offer后，业务方要求陈吨吨提前到公司实习。“正好熟悉一下业务，其实也挺好的。”陈吨吨没想到，公司眼中的提前实习意味着毕业前都要去实习，甚至没有给她留出写毕业论文的时间。

　　实习两个月后，陈吨吨接到学校通知，毕业论文从校内审核改为省内审核，要求更加严格。为了专心完成毕业论文，她向领导说明情况，希望先暂停实习回到学校，等四月份完成论文再继续实习。——这样的处理方式很常见，在进入职场前，应届生首先需要完成学业。

　　但HR并未理会陈吨吨的请求，而是要求她在春节结束前完成论文，随即回到实习岗位。

　　此时距离春节只剩下不到1个月，要求春节后立刻回公司实习，意味着让陈吨吨把一篇硕士毕业论文的完成时间压缩到短短30天。

　　和刺猬公社的访谈约在陈吨吨公司附近的轻食餐厅，在提到这段经历时，她停下了手中的叉子，即便已经过去大半年，愤怒的情绪依然没有消退。“他们难道没有写过论文吗?要我一个月写完毕业论文，这怎么可能啊?”

　　陈吨吨很不认同这个要求。和她一起秋招找工作的朋友，在拿到腾讯offer之后就出去旅行了，旅行结束回去继续准备毕业论文，等处理好毕业事宜后再去公司报到。她却因为提前到公司实习，而要为多争取两个月时间写论文和HR讨价还价。她不理解。

　　“三方合同里也没有写我一定要来实习，而且要实习这么久。”在选择这家公司签订三方协议后，陈吨吨很干脆地回绝了其他公司，没有像一些应届生一样保留几个offer做备胎。后来回想，陈吨吨认为这可能是HR强硬要求她长期实习的底气。“他们知道我没有别的选择了。”

　　但那个时候，陈吨吨没有退路，只能在HR的强硬态度下祈求一点回旋的余地。“我问他们，能不能多给点时间，哪怕让我完成一个大概的框架再回来接着实习也行。”看起来有些卑微的请求，没有得到正向回应，HR甚至让她早做选择，不要耽误部门春招。

　　陈吨吨想不通，自己为什么会成为被放弃的那一个。经过两个月的实习，她已经逐渐熟悉业务，觉得自己还算胜任这份工作。她不明白为什么公司宁愿花精力重新招一个应届生，花几个月时间让新人熟悉业务，也不愿意给她这个机会。

　　被放弃后重新开始，甚至还不如从来没有拥有过。陈吨吨不得不加入春招大军，和在秋招中失意的应届生竞争。争抢所剩无几的岗位时，没有人知道她曾经收割了几乎所有行业顶尖公司的offer。

　　“我那段时间极度怀疑自己。”曾经和她一起找工作的同学都已经有了去处，她从领先者变成被落下的那一个。“就我一个人孤军奋战。”

　　重新陷入找工作大军的陈吨吨不得不打起精神收拾烂摊子，但被放弃的经验留给她的，除了一份毁掉的三方，还有永无止尽的自我怀疑。

　　蚂蚁困在大厂话语里

　　一直到今天，陈吨吨都会觉得是自己为保障毕业选择了放弃offer。在讲到自己的论文经过重重修改有惊无险通过外审和答辩时，她说：“得亏我没有接这个offer，要不然我根本过不了，就没有硕士毕业证。”

　　大厂把陈吨吨放置在一个两难的选择情境下，多次重复之后，她也陷入了这场迷局里，不自知地觉得该做出选择的是自己。直到我们聊到，拿offer本不该附带着压缩毕业论文完成时间，乃至放弃毕业论文的义务，陈吨吨才再一次意识到：“对哦，我没有选择，是他们鸽了我。”

　　陈吨吨说，她本来就是一个习惯自我反思的人，一旦事情出现不如预期的情况，她总是习惯先从自己身上找问题。在offer被取消后，这样的状况越来越严重。

　　“我在那里实习几个月，走的时候居然没有任何挽留。我就在想是不是我做的不够好，虽然领导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，但是不是主动性还不太高。”陈吨吨给这段被放弃的经历找了很多理由，例如是不是没有取得上级信任，又例如是不是缺少创造力。所有的理由，几乎都指向她个人。

　　最先出发的人，眼看着要最后抵达。公司人力系统数据里，待入职人员数量减1是再简单不过的操作。落到个体身上，就是一个暗淡无光的本命年、无数从梦里惊醒的夜晚和成把掉下的头发。

　　难熬的日子里，陈吨吨每天晚上会出去跑步，跑累了再回去睡觉。

　　陈吨吨跑步时拍下的夜景，图片由受访者提供

　　可能是因为拉伸不充分，她时常在半夜抽搐。“我感觉自己要死了，又意识到自己还在梦里怎么能死呢，然后就使劲拍。”人还没醒，眼睛还没睁开，手已经在不停地拍打大腿了。等陈吨吨挣扎着醒来，意识到那是自己在梦里无意识做出的动作。

　　回想起来，偶尔也会觉得夸张，蚂蚁溺水的感觉，只有自己真的在水里时才能体会。

　　陈吨吨自尊心很强，秋招时曾经拒绝过offer的公司，她一个都没有投。这意味着她在春招没有太多选择，只能尝试一些二线公司。在整个春天，懊恼、自责、愤怒、委屈轮番困住她，在“我做得对”和“我是不是选错了”之间，陈吨吨没有头绪地绕来绕去，想要找到这场困局的出口。

　　身边的朋友时常骂她：“明明这是他的问题，为什么你在这里觉得自己不行?”但“知道”和“做到”是两码事，一旦陷入自我怀疑的情绪里，曾经有过的蛛丝马迹和只言片语都会被论证成为负向反馈的证据。——这场论证甚至会在脑海里反复重演，让焦虑吞噬整个黑夜。

　　所以陈吨吨有段时间特别喜欢喝酒，大喝一场再大吐一场之后，她能睡个好觉。24岁本命年的春天，她就是这样度过的。

　　在焦虑中，事情的转机终于出现。一家陈吨吨秋招拒绝过的大厂，告诉她offer流程可以继续。秋招的时候，因为已经有了更好的选择，陈吨吨并没有特意为这家公司做太多准备。群面中，她甚至因为设备信号问题没说上几句话。“感觉像是全程演了个哑剧。”

　　收到总监面通知那天，陈吨吨已经决定接受另一份offer，想着“要不就别面了吧”。最后还是想有一个跟总监交流的机会，才最终参加了那场面试。

　　当时的陈吨吨并没有想到，这个阴差阳错拿到的offer，会成为在绝望中拉住她的绳索。陈吨吨时常感叹一念之间的决定对命运造成的改变：“得亏当时是硬气了一点，没有他们让我怎么样我就怎么样。”

　　和刺猬公社访谈时，陈吨吨刚入职这家新公司两个月。结束访谈走回去，沿途会经过好几家互联网公司的总部，这些造型各异的办公楼贴着大幅logo，从一座宏伟的大楼化身成为更抽象精致的概念——大厂。许多年轻人梦想来到的地方，许多意气风发的人第一次怀疑自我的地方，许多毕业生被困住的地方。

　　夏天快结束了，太阳虽然还很毒辣，吹在身上的风已经起了凉意。走回去的路上，陈吨吨给我讲很多工作上碰到的事情，要解决线上问题，要跟很多人沟通，要经常回答老板的问题，下班时间也有点晚……但显然，跟整夜失眠的春天相比，这个夏天她过得还不算糟糕。

　　陈吨吨说，去年大概是她不顺的巅峰。“我希望今年能够过得顺利一点，不要像去年一样不高兴。”

　　命运的改变往往只在一瞬之间，被放弃的人里，也有运气好的。2017年，刘敛入职某大厂的福建分部，没过多久，分部解散。就在刘敛以为自己要重新找工作时，领导和HR跟她说，帮她争取到了去北京总部的HC。

　　出发前一天，刘敛坐在地板上收拾行李，觉得有些恍惚：“我这就要一个人去北京工作了?”在此之前，她特意找了家乡的工作，从来没在北京生活过。

　　入职后，刘敛从新领导口中听到对自己的褒奖，她意识到：“应该是我之前的老板帮我说了不少好话。”

　　当运气成为决定校招生命运的重要砝码，意味着维权早已成为难题。

　　校招生的维权之路有多难?

　　几乎每年毕业季，都会传出校招生offer被毁的消息。像陈吨吨这样的零星案例，甚至不会引起任何波澜，即便出现成批应届生被毁约事件，最后也都不了了之。只要大厂的业务坚挺报酬丰厚，总有即将踏出校园的毕业生前赴后继递上简历，在“真香”的offer面前遗忘公司曾经的黑历史。

　　把对公司的制约，寄希望于后来者们的抵制，几乎是不切实际的。公司和校园应聘者之间存在巨大的权力不对等，在每年都是最难求职季的当下，公司掌握着对应聘者的“生杀大权”。

　　根据智联招聘发布的《大学生就业力调研报告》，2021年高校毕业生突破900万人，其中25.4%的毕业生期待进入IT互联网行业，位居期待行业排行榜榜首，占比接近排在其后的三个行业总和。

　　高额薪资和发展潜力，使百余万毕业生趋之若鹜，也制造了极度不平衡的供需关系。尤其是行业内顶尖的大厂，简历千里挑一，“表刷”(指简历不通过)的标准线一提再提，从一本大学到211，从985到C9高校。

　　强势的“买方市场”加深了不对等的关系。对大公司而言，失去一个应聘者没什么大不了，反正还有更多符合条件的候选人在等待着大厂递来橄榄枝。于是，“不毁校招生offer”这一项原本行业内约定俗成的规矩，变成部分业务主管和HR可以动用的私刑。

　　运气好的如刘敛，即使部门因为业务原因解散，领导和HR也多方运作，帮她找到另一个部门的职位;运气不好的如陈吨吨，即便拿到过多个顶级offer，也只能在被放弃后艰难重建信心和勇气。

　　这本不应该是由运气决定的故事，契约之所以为契约，是因为人们相信它会被如约履行。在行业迅速迭代的过程中，新的问题会一一出现，经过艰难的摸索，而后被解决。这其中当然还存在很多模糊地带，但新晋打工人们需要先尝试着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。

　　“致诚劳动者”公益法律平台的法律研究员徐至文在访谈中提到，三方协议虽然通常不能代替劳动合同，但仍是有效的法律协议，一旦遇到违约，可以依照协议要求协议项下的权利。“但是具体到比如说赔偿多少，要看你的协议是否约定。”

　　互联网公司提供的三方协议，通常只会对校招生的违约行为进行赔偿约定。例如2020年，京东在三方协议中约定如果校招生违约，需要支付5000元违约金。针对公司违约行为进行赔偿协定的协议寥寥无几，这也进一步加大了校招生被违约后的索赔难度。

　　如果三方协议中没有相关约定，应届生的索赔将更加困难。针对这种情况，徐至文补充道：“你可以去尽力收集相关证据证明自己的损失，但最终法院会考虑各种因素酌情确定赔偿金额。”

　　今年7月，高途教育大量毁约已经和公司签订三方协议的毕业生，在电视台进行报道后，每位毕业生收到了1000元的违约赔偿。

　　1000元的违约金，远远不能覆盖掉应届生投入的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。21届毕业生小杨在毕业前和天津高途签署三方协议，6月7号下午四点，在原本约定入职时间的前一天，小杨突然被通知入职时间推迟一周。此后，入职时间一推再推，入职群里200多名毕业生在忐忑中等待了将近一个月。

　　“每次推迟后我们去问HR，那边的回答都模棱两可。”小杨也曾尝试和公司沟通，但每次都无法得到准确答复。“在等待入职的这段时间里，我们也错过了好多其他机会。”

　　小杨可以理解公司的处境艰难，让她愤怒的是公司用各种理由拖延，让她错失机会。“每次推迟入职时间的时候都是以不同的借口，又是放假啊又是培训师不在啊种种理由。”HR甚至暗示让应届生自己提出解约。“高途那边讲公司应届生先提出违约的话可以不用付违约金，但是我们谁也不甘心，如果提前解约就相当于这段时间的金钱和时间都浪费了。”

　　最终，熬过快一个月，高途赔偿1000元解约金，而小杨和同在群里的200多名应届生错过校招。

　　签署三方后违约，尚且可以要求企业按协议赔偿，而如果只是接到口头offer或者录用意向书，企业违约甚至没有什么成本。“如果是意向书的话，比如只是说恭喜你通过面试这类，基本上不太可能依照这个东西来维权。”徐至文补充道。

　　应届生遇到的很多问题具有一定共性，“致诚劳动者”公益法律平台的一些成员，会收集问题写成文章，包括劳动合同“排雷”、offer被毁约、试用期被违法辞退等等，方便校招生和更广泛的劳动者了解相关信息。这些文章被发表在一个名为“致诚劳动者”的公众号上。

　　文章的作者们，还有一个更为人熟悉的身份，那就是在今年5月“字节PUA北大实习生”事件中，一直战斗在与公司交锋一线的法律人。——她们是北大女生和字节HR谈判时，提到过的“律师姐姐”。

　　事件发酵当晚，徐至文和陈言成觉得这是一个让大家了解劳动法知识的好机会，于是连夜赶出“致诚劳动者”公众号的发刊文。徐至文回忆，当天晚上大家熬了个大夜：“陈言成写到凌晨五点，第二天早上我又接着改。”

　　

 

　　公众号“致诚劳动者”的推送截图

　　这篇发刊文的标题叫做《潦草的创刊词：字节PUA北大实习生引发的潦草上线》，称它潦草，是因为原本这个公益法律平台需要更长的筹备时间。过去十几年，致诚公益律师们主要以农民工为援助对象，常年为讨薪、工商赔偿等问题奔波，而近些年，他们发现有更多人需要法律帮助。用徐至文的话来说，新出现的劳动法问题越来越多。

　　但民间的法律援助因资源有限，有一定受理标准，例如考虑当事人是否家庭贫困，因此一对一受理的公益法律咨询还是以农民工群体为主。像互联网员工等更广泛的“打工人”群体，徐至文的想法是“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”。

　　“我觉得所谓维权，不是只有到法院阶段的才叫维权。前期通过法律的方式去跟企业沟通，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维权方式。如果说企业依然不继续跟你沟通，你可以去考虑劳动仲裁或者致电劳动监察部门。”而用“法律的方式”跟企业沟通，前提条件是打工人们自己要具备法律意识，能分辨公司哪些行为是违法的，哪些权益是自己应该争取的。

　　公司普遍有法务，相较于普通员工，他们是对法律条款更熟悉的一方，因此对可能产生的纠纷具备主动权。对照自身情况，拿出相应的劳动法条款，在谈判中告诉对方哪些行为是不合法的，会减少沟通中的被动性。徐至文推荐了中国法律服务网的“智能咨询”小程序，在缺少法律知识的情况下，可以通过这个功能找到对应问题的解答。

　　而针对更为复杂的劳动纠纷，徐至文建议拨打司法部的12348法律服务热线，值班律师会针对具体问题进行解答。

　　“致诚劳动者”的下一个目标是上线微信小程序，功能包括法律咨询、法律援助和工具包。在做“全体打工人的律师朋友”的道路上，他们遇到过不少问题，除了精力有限，技术也是一大难题。“我们大家都是法律人，做这个小程序工程上确实挺为难的。”

　　回到后厂村的轻食店，和陈吨吨见面的那一天。

　　结束全部访谈，放下餐具，在离开餐厅前，陈吨吨说：“我今天来接受访谈，就是希望更多人能看到这个故事。越多人看到越好，我想告诉正在找工作的应届生，不要别人让你做什么就做什么。不要像我当时那么软弱。”